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需厘清五个方面的认识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为新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战略方向和目标要求。

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围绕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一论题展开了相关研究，但在一些问题上仍有模糊认识或分歧，需要加以厘清。

本文围绕五个关键问题展开分析：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否等同于产业空心化？政策从比重基本稳定转向合理比重是否因增长承压？参考标准是否应与制造强国对齐？人工智能浪潮下保持合理比重是更难还是相反？广义制造业比重能否替代狭义指标？

有观点认为，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或比重过低就是产业空心化和去工业化。事实上，制造业比重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业空心化，只有主动把生产制造环节外包、外迁，造成实际生产制造环节的不断缺位、能力不断丧失，才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

美国是产业空心化的典型案例。美国单纯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趋势，放任产业链中附加值低的生产制造等环节外迁，本土仅聚焦先进制造和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造成产业空心化并导致GDP中制造业占比明显下滑（2024年首次下滑至不足10%）。

德国、日本则是良性下降的对照。德国、日本制造业比重虽较最高点时分别下滑16个和14个百分点之多，但当前仍能维持在20%左右，关键在于始终牢牢把控生产制造核心环节。

中国的外升内降现象。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进入趋势性下降通道，呈现未富先降、未强先降、过快下降、并行下降的特征。但与此同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22%左右升至2024年近30%。这种外升内降现象充分表明我国制造业基础依然牢固。

规模与效率的双重印证。2012—2024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增速为6.2%，高出全球制造业平均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过去十多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2.3%，在主要制造强国中位居首位。

有观点认为，从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向合理比重的转变，是由于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制造业规模和增长承压。这一解释忽视了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发展不仅追求规模扩张，也追求质量提升，从强调规模稳定向强调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转变。

合理比重是对基本稳定的延续，更是拓展。比重基本稳定强调的是要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在一定水平，防止制造业增长失速，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合理比重则是在充分考虑内外部各种风险冲击、兼顾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问题后，允许制造业比重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波动。

从静态约束到动态包容。合理比重是对制造业定位的动态调整，是从静态、约束性任务要求向动态、包容性目标导向转变的体现。不仅要追求制造业规模扩张，更要着力实现质量的系统性提升，这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

应对灵活性与发展主动性的统一。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博弈烈度逐步升级，受关税打压、长臂管辖、外资部分转移、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制造业短期增长承受了巨大压力。

以适度放宽换战略增量。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强调长期发展目标，是在兼顾稳增长、稳就业等多重战略目标后作出的灵活应对策略。以适度放宽比重基本稳定这一约束条件，来换取更多战略目标的新增量空间。

有观点认为，制造业合理比重就是与制造强国相同发展阶段比处在相近水平的比重。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容易忽视我国特殊国情。

双重属性的客观存在。与主要制造强国不同，我国是后发追赶大国，工业化历程、规律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独特性。从传统标准看，我国遵循所有国家工业化的共同规律，经历了从工业化起步、初期、中期、后期到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全过程。

追赶视角的独特路径。从追赶视角看，我国工业化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追赶过程大体遵循从成熟的低技术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价值环节切入，逐次向中技术、高技术产业环节攀升这一历程，最终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通常处于高技术产业前沿，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追赶进程中，产业结构往往更为复杂。我国工业化这一双重属性意味着，对我国制造业比重变动的认识，既要考虑客观规律，也必须考虑特殊国情。

锚定2035年现代化目标。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只有充分认识制造业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考虑到我国特殊国情，以实现2035年GDP翻一番、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发展目标为锚定点，这一定位下确定的制造业比重才属于合理比重，而非简单同制造强国的历史水平进行对齐。

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浪潮下我国全球制造中心地位会受到明显冲击，导致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愈发困难。这一认识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工智能普及对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影响是双向的，既产生离心力，也产生向心力。

离心力视角的担忧。从离心力视角看，大模型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性突破，对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水平大幅提升，未来的全球制造中心或将由劳动密集地区向技术密集和消费市场转移，有利于发达国家加快制造业回流，而我国制造业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可能受到严重冲击。

向心力视角的反向逻辑。但从向心力视角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梯队，正在加速布局工业领域通用大模型和垂直领域专用模型，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凸显，实际上成为增强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新技术力量，全球制造中心从我国向外转移难度反而会陡增。

历史经验的客观提醒。近年来，发达国家愈发重视发展本土制造业，纷纷制定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推进再工业化，试图恢复全球制造中心地位，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这表明制造业中心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惯性。

多因素合力的支撑逻辑。综合判断，全球制造业中心是多因素叠加形成的合力结果，既依赖于供给端的资源禀赋、成本优势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政策端的产业政策和大国博弈竞争，更依赖于需求端消费市场规模。即使人工智能完全实现应用普及，全球制造中心也难以从我国向外迁移。

有观点认为，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广义制造业比重可成为制造业比重的替代。这一认识从产业演进和统计监测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发展经济学原理的支撑。发展经济学原理表明，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前半段，制造业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链的延长，对中间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最终带来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企业逐渐分离出来，这一现象在统计指标上直观表现为单纯的制造业比重逐渐下滑，广义制造业比重这一指标则可以相对稳定。

狭义指标的战略意义。但更要看到，单纯的制造业比重体现的是对制造业生产加工组装等环节价值创造能力的核算，是对制造业基础能力的衡量，是对发展制造业的高度重视和鲜明导向。相反，过分强调广义制造业比重容易掩盖生产加工组装这一最核心、最基本的能力。

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要破除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割裂的思维观念，不是简单地采用广义制造业比重这一指标替代单纯的制造业比重，而是要全面认清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用好生产性服务巩固生产制造优势。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大幅提升制造业研发、决策、流通、运输、投资能力，是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跃升的扶梯和引擎。只有构建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价值环节乃至全价值链的高附加值协同体系，才能真正缩小与制造强国的巨大差距，巩固提升我国强大生产制造能力这一独特优势。

依托生产性服务重塑全球分工。当前我国制造业正由以产品出口为主、被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模式，向以优势产业出海为主、主动引领全球生产体系的模式转变。这一过程离不开生产性服务提供的强大支撑。

全方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提供资金扶持、市场开拓、物流保障、供应链对接、国际法律援助等全方位服务，有利于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获取更多国际分工收益，牵引带动价值链位置攀升，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分工体系。

综合五个关键认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必须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而非简单对标某一国家的历史经验。

五道认识的辨析要点：一是产业空心化的本质是生产制造能力主动放弃而非比重数字下滑；二是合理比重是动态包容目标而非静态约束；三是对标应以2035年现代化目标为锚而非制造强国历史水平；四是AI浪潮是双向博弈，离心力与向心力并存，中国的优势在向心力；五是广义统计可以参考但不能替代狭义指标的战略信号意义。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时期的战略要求：第一，坚持制造立国战略定力；第二，推动AI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第三，构建完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第四，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引擎提升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第五，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内需牵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只有牢牢把握制造业这一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提升制造业质量与竞争力，我国制造业必将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持续巩固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这是一道需要战略定力与发展智慧共同作答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