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投资仍是中国当前的正确选择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必须找到一个不依赖消费增长也不依赖经济增长，但可以同时撬动两者增长的支点，而这个支点就是基础设施投资。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形成良性循环：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挤入效应和乘数效应→居民永久性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居民永久性收入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挤入效应之和应该明显大于直接针对居民消费的财政刺激措施。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中最值得注意的亮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由2025年的-2.2%飙升到8.9%。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劲增长很可能预示着，它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助推器，2026年经济实现5%增长的前景可期。

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着重于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并不针对某个特定总量。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是家庭和企业在特定利率、流动性及财政收支规模构成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以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自主决策的结果。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独特的制度优势使政府具有直接决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与增速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政府稳增长和稳物价的重要政策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每当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就会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以刺激有效需求；而每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降低基建投资增速以抑制物价上涨。在过去数十年中，这种独特的宏观调控方式成效显著，屡试不爽。

2022年底、2023年初，政府宣布总需求不足是当期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24年9至10月，政府有关部门宣布新一轮扩张性财政加宽松货币政策（增发国债、降准降息、加大基建/保障房投资、支持民营经济等）。

为了克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当时的政策实施步骤是传统的以投资带动消费、以消费拉动增长。而居民消费并不是逆周期调控的直接目标。2009年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促使当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飙升至44%，让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弹。

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分别实现了9.4%和10.3%的正增长。2007至2011年间，按现价汇率计算，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6.2%提升至10.3%；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该比重从11.5%升至14.5%。总体而言，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表现远好于欧美经济体。

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取得巨大成功，但也出现挤出效应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则成为各级政府和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现在学界的主流更倾向于变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即便坚持投资也要把资金投向教育、医疗、社保等软基建，或投资于人。

由于经济已经实现V型反弹，2010年12月，政府决定将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从反危机状态向常态水平回归。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2012年到2016年政府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2017至2019年政府提出的核心任务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2至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率年均为2.4%。2012至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速约18%，2018年陡降到3.8%。2018至2024年，年均增速降至4%左右（2020年和2021年因疫情，增速小于1%）；2025年降低到-2.2%的历史最低点。

同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逐年甚至逐季下降，由2010年的10.3%下降到2025年的5%。中国的PPI自2012年3月连续54个月负增长；自2019年10月又连续23个月负增长；自2024年11月至今依然是负增长。CPI增长率大部分时间低于2%，正常的CPI增长率应该大致维持在3%到4%之间。

围绕如何有效弥补总需求不足，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已趋于饱和，继续扩大基建投资规模容易形成重复建设、白象工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当前经济下行与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需求不足，应当把财政资源更多用于居民补贴、消费券发放甚至直接发钱以刺激消费增长。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应尽快实现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增长范式转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居民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资产的函数。换言之，它是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发放消费券、提供特定商品消费补贴乃至发钱等一次性收入增加，难以改变居民长期收入预期与消费行为。一方面，希望通过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希望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进一步刺激消费。这种推理方式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设证。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不依赖消费增长也不依赖经济增长，但可以同时撬动两者增长的支点，而这个支点就是基础设施投资。

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学家认为：历史经验证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撬动经济增长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有效方式。尽管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不能因噎废食，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当然，这两种理论观点不是截然对立的。主张通过基础设施启动经济一派并不否认刺激消费的重要性。主张消费驱动一派也不否认某种类型投资，特别是对人的投资的重要性。

虽然2024年以来政府直接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2025年以社零衡量的消费增速却依然持续下降。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9%、5.4%、3.4%和1.6%。事实上，虽然2025年社零年增速为3.7%，高于2024年的3.5%，但明显低于2023年的7.2%。

IMF的2025年中国第四条款磋商及世界经济展望认为，中国居民消费乘数（直接）为1.2至1.3；边际消费倾向MPC为20%至25%。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居民的消费乘数就比较低，更遑论临时性收入的消费乘数。当然，政府可以加大补贴、消费券发放和现金补贴规模，但这样做的后果大概率是在经过一段时间滞后，通货膨胀急剧恶化。美国2022年通胀率的飙升就是前车之鉴。

基础设施投资乘数理论上应大于居民临时性收入的消费乘数。例如，政府实体出资10万元用于基建投资，第一轮分解为：工人工资+企业利润。假设企业将全部利润再投资，流入下一轮企业。下一轮投资又再次分解为工资+利润，循环往复、持续传导。初始10万元，经过多轮传导，最终会形成几倍于初始额的居民工资收入+企业利润。如此层层派生出来的工资、经营性利润，不是一次性临时转移收入，而是持续性、永久性收入。基础设施投资除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外还具有挤入效应。

消费水平与消费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提高消费率不应成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消费率是投资、消费此消彼长的自然结果：投资增速高于消费增速，消费率自然下行；反之消费率上行。若将消费率硬性作为政策目标，极易与稳增长、保就业、稳物价等核心宏观目标产生冲突。

评判民生福祉要看实际消费水平，而非简单看消费率高低。1990年中国消费率高达63.3%，处于改革开放以来高位；2009年消费率跌至48.6%，为历史低位，但前者并不代表消费水平更高，后者也不意味着民生福祉恶化，背后的原因毋庸赘述。全球消费率最高的国家主要是非洲低收入国家，其中不少国家消费率接近或超过100%。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全球消费率梯队由高到低排序如下：莱索托（非洲）：128.4%、厄立特里亚：124.8%、科摩罗：112.8%、马拉维：104.2%、冈比亚：95.8%。

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率也比较高。例如，美国、英国、法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2%、81%和78%。这种状况不仅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同历史、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有关。虽然消费率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经济处于稳态均衡时的消费率，理论上应该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相应约束条件决定的消费率。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基础设施投资早已超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为了迎接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实现在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确保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中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任务和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综合交通网、能源网、水网、算力网、信息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六大网络。市场人士估计，在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近40万亿元，年均7万多亿元。实施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

十五五规划布局六大重点网络建设，实际上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为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已经饱和的政策争论暂时画上了句号。2026年第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大幅度提高，大概率反映了政府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初始助推器的意向。排除超出预想的外部冲击（如美以伊战争长期化导致石油冲击严重恶化），2026年中国完全可以在物价基本稳定基础上实现4.5%到5%的GDP增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