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经济的硬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Phillips）在一篇论文里给出了那条后来被写进全世界教科书的曲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要想压低失业，就得容忍更高的通胀；要想压住物价，就得接受更多人失业。此后半个世纪，这条曲线成为各国央行行长案头最基本的决策依据。

但在过去十余年里，这条曲线在美国消失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增速长期卡在1.5%到2.5%的区间，再也回不到危机前3%到4%的常态，可就业数据却出人意料地强劲。

低增长与高就业同时出现，按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这不该发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指出，微观经济学有公理体系，宏观经济学没有——它是经验拟合、是工具拼装。

菲利普斯曲线为什么失效？答案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近四十年来，计算机、互联网、数字技术相继出现，经济从流水线式的制造业大车间经济，转向智能型、数字化经济。

一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远高于从前——同样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吸纳的就业比过去多得多。这正是低增长加高就业的谜底：不是经济更好了，而是经济的就业弹性变了。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新经济成分，用更少的物质投入就能创造出可观的服务与就业。用旧周期的长度去期待复苏，就像用米尺去量重量。

失去的三十年是日本经济的标签。曹和平提出三层诊断：表层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导致内需不足；中层是因战略失误错失数字时代的窗口机遇。

深层是日本央行在经济长时间下行区间时，放弃了带有产业亲和性质的凯恩斯主义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工具，墨守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这一超级新自由主义观点。第三层才是硬伤。

日本直到启用黑田东彦，强调央行不仅要稳金融防风险、还要促进要素充分就业，经济才出现走出低谷的迹象。物价管不好是央行独家责任，增长管不好是政府大家责任——这句大白话道破了央行独立性在实践中的异化。

欧洲的病灶在结构上更清楚，也更难治。欧洲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经济下行期。起初决策者寄希望于统一的货币制度，却发现财政政策无法与凯恩斯主义配套——货币统一了，财政仍然是各国的财政。

当西、葡、希、意四国（所谓欧猪四国）增长乏力、需要欧盟层面施行扩张性财政与货币组合拳时，谨慎的德国犯了和日本同样的错误。

于是欧洲出现了人类经济史上少见的一幕：一个拥有统一货币的庞大经济体，在需要财政扩张的时候没有财政工具。没有财政抓手，就没有产业抓手。

美国的情况又不同，但病灶同源。2008年之后，多数经济学家墨守美国经济周期时长约5.2年的规律，相信熬过去就会自动复苏。格林斯潘的小步快跑式微调利率策略，延续了经济下行步入萧条的时程。

实际上，美国花费了2.6万亿美元打两场海外战争，而没有投资于自身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研发；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迅速上调国债上限，如今早已突破30万亿美元。

这些美元绝大部分都没有用于投资实体生产，而是被包括军工集团在内的不同利益团体截留私分。这才是美国失去八年的完整画像。

华盛顿共识有四根支柱：民主选举、贸易全球化、私有产权、全球价值观联盟标杆。三十年间，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奥巴马、拜登，美国的外交与经济政策都建立在这四根柱子上。

然后特朗普出现了。他在三天之内废掉了CPTPP，对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这些盟友统统加征关税，转而采用中国式的产业政策——CHIPS法案的巨额补贴、政府对科技企业的直接持股。

这件事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在贸易与产业政策上早已放弃了新自由主义，却在货币与财政思想上仍然抱着货币中性、央行独立、财政克制不放。

欧美日的教训是我们的前鉴。曹和平提出七条启示，最核心的是：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组合创新，货币作为公品中的公品不能被部门化。

2024年底我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组合拳，方向是对的。目标函数要扩容——央行不能只盯通胀，还要对充分就业、产业结构转换负责。

在数字时代，最具原创性的政策设计是：为每一位数字使用者设立个人数字资产账户。被AI替代的70%劳动者，可能拿到远超70%的补偿——这就是第二份工资。

数字化的落脚点必须是产业，不是金融。河南项城全国80%的防水产业集聚于此，7000家企业、36万个就业岗位，若建大模型服务器整合28个产业链环节，企业利润率至少翻倍。

当前超算中心存在约9比1的供给过剩，恰恰可承接AI带来的就业冲击，把高校毕业生纳入瞬时就业池。

结构转型还必须有社会保护：年轻人延长3到6个月学制学习数字技能；中年白领开展在岗数字素养轮训；创业者建立商业再保险制度，三年失败可获16万元兜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