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生而为全球”的AI经济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

9月9日，在2026 Inclusion·外滩大会《AI经济增长新范式与社会价值重构》见解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随着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及AI技术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从过去“先国内、再海外”的全球化路径，进入“生而为全球”的原生全球化阶段。

我的话题会聚焦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叫“生而为全球的AI经济”，原来总觉得“全球化”是一个附加，总是把国内先做好了我们再走出去，实际上在AI时代所有的创新产品服务生而就是为全球的，它对我们整个规模经济、国际经济、产业分工，对很多的经济学方向带来了一个我觉得是颠覆性的影响，很多的基本假设和前提都是需要重新定义的。

我讲两个问题：原生全球化的问题，所谓原生全球化的定义就是生而为全球的产业和技术；特别讲一下理念、制度和政策，这个非常重要，刚才萨金特教授讲了那么多深奥的，画了模型给我们，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下能看得懂，但是他讲得特别重要的理念是AI可以影响我们的信念，从而系统性的影响资源的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洞见。

大概半年前在清华我们开了一个哲学角度看AI的时候，那时候我讲了一个观点是AI会影响我们对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合意，基本信念的影响从而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方向，其实大的道理从不同方向走的是一样的，但是今天角度非常窄，就是讲一下全球化和AI的关系。

原生全球化

我们讲原生全球化讲的是生而为全球的技术，中国的全球化肯定是继起的，我们先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做好了再“走出去”适配到海外市场，原来是一个继起的全球化，技术创新的路径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本土市场验证走向海外市场，产品国内先做好再出口，企业在国内非常有竞争力才可能“走出去”，都是从外边引进、本土做好再“走出去”，这样一个继起的全球化。

但是我们现在全面进入原生全球化的时代，定义就是生而为全球而不是说把国内做好再走出去，转变的动因有三个大方面：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AI技术的影响。

创新

三重因素我们看一下，创新不用讲了，这是各国创新的数量和占GDP的比重，前面两个就是中美，中美R& D投入的差距是小于中美GDP差距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创新能力非常全面也是非常强的经济体。所以我们科创能力迅速增强，这是第一个，你生而为全球一定是一个最前沿水平的。

产业进入了前沿，我们华为讲的前面是无人区了，你自己不创没有人替你创，这个时候你创就是全球最好，早期我们做的是和别人更低的产业，中间这段是我们做的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好产品了，最右边是一个面上的数据，深色部分是20年前我们和这些主要国家产业水平相当的产业比重，浅色是我们现在和这些国家产业水平相当的产业比重，可以讲我们产业的主流已经走到了全球的最前沿，自己必须研发。

AI技术

当然这些在其他国家来讲都经历过，但是我们正好赶上了AI的时代。AI的时代，AI创新就是全球创新，它主要还是网络、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使得研发基模、数据可以极低成本复用、复录，网络使我们“远在天涯”和“近在咫尺”是无感的。所以全球应用的边际成本很低，这些模型发布之时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和制造业时代各国都先把国内做强做大，我们原来有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开始上升期-国内做强，走出海外。其实这个已经失效了，发布之时，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和制造业时代国内做大做强之后再“走出去”已经完全不同。

特别是开源大模型，我们以前讲不能引进最先进的技术主要是我们用不了，我们不懂，开源大模型它拉平不同国家企业之间AI的能力和水平，它才可能有全球应用的空间。

所以我们讲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跨境流动和共同创新的成本极大地降低。所有国家的研究者、科学工作者甚至普通百姓都可以通过同一个前瞻技术发展方向的模型来远望一下技术往什么方向走，它的这种能力也在增强。

我们看几个例子。

生而为全球的创新现在开源模型是内生的，我们国家开源大模型在开源社区的生态影响力持续在扩大，数据量我就不念了，它的下载量、调用量、应用量都在爆发式增长，我们6月份开始第一次超过美国在全球最大开源社区中间的下载量，开源模型的下载量居全球首位，调用量方面7月份，现在8月份也一样，调用量排行榜前六名都是被中国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包揽。以前这些大平台都是最头部的模型、最前沿的模型自己留下做闭源，稍微差一点的把它做开源，我们的开源模型技术高配的。核心模型矩阵、技术规模都在领先，从Kimi到最近DeepSeek的新版本，都是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打破了以往开源低配的行业潜规则，开源、开源一起用，所以它天生就是，它是内生性的生而为全球的技术创新，这是必然的。

我们讲AI4S，这肯定也是全球应用的，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工具，这是一个很具体的AI药物创新，AI-driven drug discovery（AI驱动的药物创新）的企业这个企业就在上海，这个企业是全流程AI开发药的，我去看过做得特别好。他做的是用AI找靶点，用AI设计新的分子，他做的和此前的办法已经不能比了。他做了这两个平台之后，他自己是不能把它消化完的，现在全球生物制药行业一定是一个大重组，因为原来是很均衡的生产节拍现在全乱了，前面AI发现的这部分快速暴涨，后面的临床依然要按节奏走。所以最好的企业有了工具，用了AI工具之后自己不能完全消纳，可以想象成他把他最好的AI工具分享给全球其他的大制药厂来用。当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工具之后，他用订阅方式为全球药物研发方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全球最大的20家制药公司，其中14家用了他做AI新药的两个模型平台，AI4S必然出来之后一定是全球头部企业一起用的模式。

产业重新分工

刚刚讲一定引起全球产业的重新分工，中央电视台上半年报道的，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量，和我们此前是不能比的。我们叫“卖青苗”，在前面两端找到靶点设计出来药物的原型之后，不往后期临床走，直接在这个阶段就卖出去了。国内有很多的质疑，为什么这么好的前景很好的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把它研发？拿到它的收益，造福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产业节奏紊乱的表现。刚刚讲过，在AI相关的环节中它的产能、能力爆发，但是后期的节奏依然是很稳的、很慢的节奏。能力最强的产业一定把它爆发的那部分出售给其他的企业来做后期，这就是生而为全球之后一定引起全球产业大的重组过程，其实是比较混乱的时期，必须会重组。

有很多生而为全球的产品，凡是有软技术加进去的，中国最前沿的技术都是生而为全球的，“新三样”也罢，更往后的技术也罢，做出来都是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些竞争力的产品。生而为全球的数据，在全球用一开始必须要适配高标准的合规需求，字节跳动开始的时候100多个国家，那么多的企业要上线，算法、语言、内容、合规不可能把国内做完之后再适配国外一个一个的经济体，所以开始就是适配全球的。

现在几个大平台走出去有一点胆怯，其实是有很多数据使用方面和其他方面合规的问题，这种更新的公司，一开始的理念就是面向全球数据的适配问题。机智连接是做得非常好的公司，做的是办公室设备，在办公室录音之后可以做非常好的总结，用的都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最核心的商业秘密，如果数据不能做好是没有人愿意用你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按照全球最高的数据合规的标准来做的。所以他一定是走到全球去，所有的合规都是全球唯一标准的，所以生而为全球表现在技术、产品、合规各个方面。

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强项——产业多。现在用模型做制造业、产业的内容，其实挺难的，因为每一个产业是不一样的，工业互联网，做订阅方式是特别难的。但在一些细分赛道中要形成这个领域适用的专业模型要训它。对那些小国家来讲可能就几个产业，数据量非常小，而且工业模型中间不在于你把流程跑多少遍，而是要用很多曲线数据、误差数据，就不好的数据在这个时候是形成互联网工业模型特别重要的数据，你跑一百遍不出错没有意义，和一遍是一样。我要的就是差错模型、出错的模型，才能训练模型找错。所以一定要非常大规模的同类产业，存下了海量的数据，里面的缺陷数据足够用才可以，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我们客户数量多、产业规模大、产品差异度高，这是我国产业的优势，我们做检验检测，每一个产品错在哪里，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所以就有企业可以训出来500多个非常细分领域的检测模型，中国那么细分领域的检测模型训出来一定要全球用，它的商业模式才有可能盈利。这就是现在中国大规模产业带来的细分赛道垂线模型训练的非常突出的优势。所以我们讲，整个中国“生而为全球”带来国内产业从“理念——政策——战略”的一个基本面调整。

我们稍微讲一下理念、制度和政策的问题，好像听上去都应该由政府、学术界、知识界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企业家、创新者、学者，确实站在了“生而为全球”新一轮全球化策源地的位置上，我们的理念要做很大的调整，我来简单说一下。

首先是要“互利共赢”的理念，这个不能只说，必须做。为原生全球化创造有利的环境，原生全球化需要我们大量的资源进进出出，如果不能和别人互利共赢是走不远的。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去年李强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已经讲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入世是以发展中国家入世的，我们想有比别人更优惠的政策。如果简单讲，我们可以比别人产品争高一些的税，发达国家要给我们更低的关税，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政策。不寻求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再要求这种特殊的差别政策，因为我们现在在全球化和别人互利共赢，就是在一个平等竞争对手的基础上来相处，我想这个变化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会有一些企业说“江老师，什么时候跟美国能谈下来，我们的环境会好转？”我说你要好转，想象到我们谈判之间的那个阶段，其实那个阶段过去了，它一定是一个平等竞争对手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互利分工模式的出现，这是双向都要做调整的。

我们调整是很有底气的，我们过去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相当时期内中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全球最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和我们的利益一致，有利于稳定现有贸易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开放措施对我们来讲都是应该考虑的。比如说产业补贴问题，这是国外对我们比较大的诉求，我们已经有了灵活的安排和措施，这句话讲的是原则，我们有很多实际行动，光伏出口退税、电池的出口退税，更多产品的出口退税肯定会一步一步地安排。所以理念：

要想象我们和别人是一个水平平等竞争对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和全世界相处，这是非常大的理念调整，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要朝这个方向走才能走得下去。

一是技术合作的理念。我们原来引进技术，自主创新，我觉得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生而为全球”。自主创新大体上是个技术替代，你能做的我不能做，我现在能做。我们现在做的是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技术品，我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可以完全自己做呢？这个理念一定要调。在这样一个技术快速迭代、产品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是不可能持续变成所有产品都全球最强的。

二是我们知识跨界流动才能保证最前沿的竞争和创新的能力，这是世界创新组织的一个数据，到底哪些国家需求外部知识吸收得多呢？有个排名，排名最右侧是中国，之前有日本、美国、韩国，我们想象的技术大国，他们吸收外部技术的比例不是一个量，就是一个和自己国家技术能力相比，都是更强一些。我们之后要持续走在技术前沿，一定是技术开放的理念才可以。确实我们新一代的创新者通过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全球提供科技公共产品和促进了全球公共合作的公共产品。开源模型，把最前沿的模型开源，企业有自己的商业模式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为全球提供最前沿的科技公共品，我们要成为全球科技社群受人尊敬的领先者和引导者，也不能靠喊出来，要靠做出来。我们新一代的科技创新者已经展现出新的情怀和理念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要有竞争合作的理念，跨国公司以前对我们很友好的，在2016年特朗普一期之前，我们和跨国公司打过六七轮，每次都上手段，每次双方都有相互制裁的措施。那时候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比我们还着急，我们议会代表还没出发，他们自己就跑到美国替我们游说去了，为什么？那时候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我们做中低端，他做高端，他在中国来投资，利益非常巨大，和中国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他会替我们游说。那时候跨国公司对中国很友好，为什么现在变了？人没有调，但想法就变了。有时候我们归咎于政府的因素、阴谋论等等，这些因素都有，但基本面还是产业分工关系的变化，以前你是他互补的合作者，现在我们是他的水平分工者，直接是他的竞争对手了，不可能不变，不变就不对。他把你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了，但他依然离不开中国，中国是他最大的市场，是他很多零部件、产业链最好的提供者，他根本离不开。所以到中国来会跟我们说愿意跟中国友好，特别看重。但到生死攸关的时候一定到本土游说，要看住中国、管住中国，这种两面性不是别的决定的，就是竞争关系形成决定的。

理念、制度和政策

同一批人在美国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共同的诉求是建立技术联盟，控制中国。第二年跟着总统到中国来，全部表态对中国友好。我们也要学会两手对两手，不要一会特别乐观，一会咬牙切齿，其实是很正常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要有竞争合作的理念，和以前互补合作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就是要正确、恰如其分地看待这种关系，又打又拉，我们叫两手对两手，讲的是这种局面。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制度和政策的适配，首先我们要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我们做过七个方面很具体的表述。我们要做什么呢？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其实要和最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相通相容。现在不叫“接轨”，而叫“相通相容”，这既是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也是国内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当我们面向原生全球化、生而为全球的时候，高水平开放是必需的制度性的建策。

制度和政策适配，要有各种要素双向便利的流动。我们研发资源、研发成果双向流动，生而为全球。我们可以想象，一定要把全球的资源汇聚起来，把技术、产品、服务创新向全球扩展，各种资源大出大进地流动。

创新已经从单一研发投入转入体系化竞争，生而为全球的创新已由技术比拼升级为围绕政策体系、产业生态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全方位体系较量。企业创立之初，必须搭建全球合规体系，我觉得问很多企业为什么最后“走出去”有困难？就是体系的搭建原来没有面向全球，这是他心里面很不踏实的方面。数据合规、牌照、全球税务等等，从一开始就要符合全球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合规要求。

政策适配。这是2026年最新发出来的，我们在创新领域和国际上有什么差别？差别最大的还是在科学能力上，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总的来讲，基础研究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AI技术发展三重因素，推动我们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技术与产品生而为全球，中国肯定会成为AI时代全球化的新的重要策源地。

原生全球化时代，要有新的理念、制度和政策。更加开放、竞争合作和互利共赢都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而是我们到了原生全球化阶段的基础要求。

“生而为全球”从学术角度看，它是AI经济带来的一种新范式。我们必须非常谦卑地做专家。这个时代，我们和普通老百姓差不了多少，有一点专业知识的洞察力，其实对问题的理解差得很远，它就是一种新范式。所以，它对创新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国家发展理论都有重要影响，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学术界的任务，在目前看来是更重的，大模型组合不出、生成不了我们想要的洞察和远见，我个人试过，它做不了，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

来源 | 新经济学家

编辑 |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